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探索的伟大先驱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也就有说不尽的刘少奇。

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潮落潮起，刘少奇这个名字总是在历史进程的前沿不息地跳动着、闪耀着。他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求实勇气，就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系统而又独到的观点，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立邓小平理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主张打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础，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系统纲领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的日子里，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考虑经济建设如何起步。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勾画了一个蓝图：新中国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三年五年准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建设；在这个阶段中，国营经济、合作社要有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允许大发展；在和平竞争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当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就可以通过和平赎买实现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国有化，然后分地区实行农业的集体化。刘少奇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势必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刘少奇强调新中国应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性质的阶段，“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其作用也要相对缩小。”这里讲的是发展趋向，但在现实实践中却要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其中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逐步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纲领，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后来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任务

夺取政权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什么？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指出：“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完结，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他还说，“要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他在1949年8月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把中国工业化。”同年9月，他在北京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1951年7月，他在春耦斋对马列学院学员讲话中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开国前后，面对百业待兴，刘少奇把经济建设提到这样高度，认识如此深刻，实属十分难得。刘少奇极为重视革命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根据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他指出，如果我们在解放了生产力之后，不能接着把发展生产力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他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全党肯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

三、力主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重视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

经济落后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48年秋，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进行了缜密的思考。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思想。他说民主革命“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刘少奇从中国现实的阶级关系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没有当过政，因此无须乎推翻。“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还不是”，“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刘少奇不仅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命题，而且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途径，这就是“可以在很大范围内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租让、加工、定货等，还可以把重要国家企业或国家资源出租给私人经营或开发。”联想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和刘少奇1956年底1957年初有关允许资本家私人开设工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论述，及有关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讲话；1959年有关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1964年学习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体制，试办托拉斯的意见等等，更加使我们感受到刘少奇务实的眼光是多么深邃。

刘少奇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的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形成和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问题上，后来我们曾犯过较长时间“左”的错误，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力求经济关系纯而又纯，其后果是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只是到了刘少奇的战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对刘少奇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才有了正确的评价，我们的国家也重新走上了正轨。在今天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时，刘少奇的相关论述对我们仍具有启迪、借鉴和指导意义。

四、重视生产也重视商品交换，主张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并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

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相当多数对生产、流通、商品和市场的关系认识不清，尤其对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1948年刘少奇说：“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要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针战胜资本家。”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中，刘少奇尤其强调了市场作用，强调政府要调节市场。尽管刘少奇提到的“市场关系”与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还不能说完全一样，但应当看到，刘少奇强调的“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等“市场问题”实质上已洞悉了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56年11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1959年，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受苏联影响，有些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根本不存在价值范畴和商品生产了，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刘少奇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指出两种所有制并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之一。将来如果没有两种所有制了，恐怕还需要有商品。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观点无疑是值得珍视的。

八大以后，随着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某些干部为了减少矛盾，主张关闭自由市场。刘少奇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自由市场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对自由市场不能简单采取取缔的办法，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方法”。在同自由市场的竞争中，国营经济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并且由于国营经济有雄厚的实力和国家的支持，一定可以竞争过自由市场，而不会被自由市场所操纵。用经济竞争而不是用取缔的办法对待自由市场，好处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经济搞得更灵活、更多样，更大程度满足人民的需要。

五、提出要长期保存富农经济，侧重在供销和消费合作上把农民组织起来

保存富农经济，是建国前与建国后土地改革政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突破了毛泽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的策略，并不顾斯大林“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的意见，提出要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主张，提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这是刘少奇对富农经济的再认识，这个再认识源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经济关系的整体设计。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正确主张，很快被合作化高潮吞没，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仍需要再认识。

刘少奇极为重视合作社经济的作用，反复强调合作社是党和国家用以帮助、领导、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是国家经济的广大而又可靠的同盟军。他强调的重点在供销合作和消费合作，而不在生产合作，即先“供销”，后“生产”，从流通环节上把农民组织起来。他认为，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的机械化，搞不了集体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刘少奇早在二十年代就试办过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并提出股份合作设想。他认为农村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上，批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战胜农民自发因素，是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强调：“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贫穷的基础上建不成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六、提倡农村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民主，赞成“包产到户”和“责任田”

刘少奇对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方式问题做过深入研究，为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他主张“必须实行责任制”。1957年2月，他到河南调查，肯定了新乡地区实行农业社包工包产到生产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他认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则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1959年再次指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1960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发过渡，平均主义，是‘左’的，是不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

六十年代初，农村极少数地区在农业生产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实行“包产到户”和“责任田”。有的认为“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不同意这些看法，对“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表现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61年4月他在湖南蹲点调查期间，对公共食堂、供给制、分配、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他说，恐怕还是以产量计算，以产定分，包产到组，产的粮食多、包工即多，打破平均主义，不要把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山林也可以下放到户，分户管理。1961年夏他在听取从湖南农村调查归来的田家英的汇报时，曾明确表示赞同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同意把他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实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政策调整。在农村，重点克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积极提倡生产责任制，实现经济民主。很快，全国一半以上地区实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经济迅速恢复。“文革”时取消并狠批“三自一包”，农业再次下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四川农民率先突破“一大二公”，自发搞起改革，党中央接受了历史上的教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主动加以引导，使农村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七、思考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实现形式，主张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成为执政党并在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实行正确而有效率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平时了解的情况和各地负责人的汇报中，刘少奇深深感到，党正处在从领导社会变革向经济建设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党的各级机关在领导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还十分缺乏经验，处于很不得力的状态，必须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刘少奇认为，要完成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要实行党政分开，要改变过去由党委包办一切、“一揽子”的领导方法。他说：党委终天忙，不能管党，管了什么？管了征兵、统购统销、基本建设等等业务；而这些事应该是由业务机构来管的。党应该管的是检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刘少奇较早就提出了“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原则，他强调经济工作应当重视和尊重价值规律。1963年10月，刘少奇在同薄一波等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实行的领导经济的办法是一种“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同年末他在谈话中又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苏联没有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我们也没有解决。将来势必要解决。”“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刘少奇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设想。从这一设想出发，他在实践中主要抓了工业管理体制和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在当时引起较大影响的试办托拉斯的尝试和对物资工作的改革试点。